时时彩组六稳赚方法 > 原创帖文 >


与时俱进的——梁启超
与时俱进的——梁启超

梁启超(1873、2—1929、1)字卓如,号任公,别号饮冰室主人、饮冰子、哀时客、中国之新民等。广东新会茶坑村人。

1877年(清光绪三年),梁启超随祖父和母亲读四书五经。

1884年(清光绪十年),梁启超应广州童子试,中秀才。

1887年,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正班就学、兼往菊坡、粤秀等书院学习。

1889年,梁启超中举人。

1890年(清光绪十六年),梁启超到京城会试落第。

南归中在上海初次读到《瀛环志略》等许多西方书籍。回到广州,经陈千秋介绍进万木草堂,拜康有为为师,对康的维新思想膺服得五体投地。他是康有为最杰出的弟子,协助康编撰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等著作。

1891年,梁启超到北京与李蕙仙完婚。

1894年,梁启超在北京,时逢甲午战败,梁“惋愤时局,有所吐露”。

1895年(清光绪二十一年),梁启超随康有为参加京城的会试,又逢中日议和,清政府割地赔款,康有为、梁启超发动在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各省举人,向光绪帝上万言书,提出拒和、迁都、变法的主张。这是 “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”,就是史书上记载的、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。

8月,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创建“强学会”,梁任学会书记。梁启超主办《万国公报》,旋改名《中外纪闻》。该报议论时政鼓吹变法,不久被封停刊。梁启超赴澳门筹办《知新报》。他的政论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1896年4、5月间,梁启超在武汉筹办《时务报》,自任主笔、总编述,发表《变法通议》数万字的文章,批评顽固派和洋务派,力倡维新变法,名声噪起。11月,梁启超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不容,离开湖北武汉到湖南长沙。

1897年春,湖南巡抚陈宝箴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。梁着意培植维新人才,宣传变法救亡,批评清庭失政,不时发表民权言论,引起长沙乡绅王先谦、叶德辉的强烈不满,向湖南巡抚提出驱逐梁启超的要求。

梁启超在长沙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。

1898年1月,梁启超离湖南经上海到北京,时俄国强占旅大,梁与康有为等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拒俄变法。发起组织保国会,梁启超说:“使我国四万万人者,命知我国处必亡之势,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,各竭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,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,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救者,吾未之闻也。”

5月,梁启超联合会试百余名举人,上书请废八股取士制度。

6月11日,清光绪帝发布“定国是诏”,开始重庆时时彩3期必中计划变法。

7月3日,光绪帝召见梁启超,梁呈所著《变法通议》,帝喜赐六品衔,令“办理译书局事务”。受军机大臣之托仿日本学校草拟大学堂规则。

9月21日,清西太后囚光绪帝,捕杀维新人士,“百日维新”变法失败,谭嗣同等六人赴难,梁启超得日本人帮助逃出北京。

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说“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,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”。日本伊藤博文就对日驻华公使林权助说:“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!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……救他吧,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!到了日本我帮助他。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!”

梁启超逃到日本后,曾与陈少白交往,协商与孙中山兴中会的合作,因为康有为的反对而中止。

1899年3月,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《清议报》,提出“斥后保皇”。与孙中山反清相左。该报共出一百期,1901年12月停刊。

7月,梁启超创办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,招学生蔡锷等来日。

12月,梁启超持孙中山信往檀香山为唐才常“自立军”勤王运动筹款。

1900年8月,梁启超离檀香山返回上海,意参与自立军,不料唐才常筹划的“勤王运动”败于强褓中。梁启超转赴南洋和澳洲。

1901年5月,梁启超回到日本。从现在发现的资料看,在中国“联邦制”是梁启超最早提出的,梁在1901年《卢梭学案》中写道:

“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,或不免为邻邦所侵略。虽然,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,自分为数小邦,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,则其国势之强盛,人民之自由,必有可以震古略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。卢氏之旨其在斯乎,其在斯乎?”而“我中国……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,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,省省府府,州州县县,……各为团体,因其地宜以立法律,从其民欲以施政令,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,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,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。”

1902年2月,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《新民丛保》半月刊。他此时放弃了“斥后保皇”的主张,宣称“本重庆时时彩网页版计划报以教育为主脑,以政论为附从,……。”介绍西方哲学、社会政治学,对国内外的中国青年大有启蒙作用。他创办《新小说报》,倡“小说界革命”,时中人誉梁文为“新文体”,国内士子争相仿效,影响了一代文风。先后撰写《中国史叙论》和《新史学》等书。

4月,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设想联邦制时的思虑:

“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,非有此精神,决不能立国。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,决不能弃去者也。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,势不得不攻满洲。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,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。弟子所见,谓无以易此矣。满廷之无望久矣,今日日望归政,望复辟,夫何可得?即得矣,满朝皆仇敌,百事腐败已久,虽召吾党归用之,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。先生惧破坏,弟子亦未始不惧,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,愈迟则愈惨,毋宁早耳。且我不言,他人亦言之,岂能禁乎?不惟他人而已,同门中人猖狂言此,有过弟子十倍者,先生殆未见《文兴报》耳。徐(勤)、欧(渠甲)在《文兴》所发之议论,所记之事,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,其《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》一篇稿凡二十七续,‘满贼’、‘清贼’之言,盈篇溢纸。檀香山《新中国报》亦然。《新民报》之含蓄亦甚矣。树园吾党中最长者,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,《新民报》中《扪虱谈虎》一门及《人肉楼》等篇,树园笔也,同门之人皆趋此。……”

1905年8月,梁启超与同盟会《民报》展开论战。

1906年9月,清政府下诏“预备立宪”,康、梁将保皇会改名为宪政会。

1907年10月,梁启超成立“政闻社”,创办《政论》杂志。

1908年初,政闻社本部迁上海,徐佛苏等人回国主持。夏,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上奏清廷请三年召集国会尽快立宪,朝廷怒下令查封政闻社。

1910年2月,梁启超再办《国风报》。秋,梁启超派汤觉顿率日华侨商界请愿团进北京要求清廷开放党禁。

1911年11月,武昌起义后,梁启超秘密回沈阳,不久再折返日本。

1912年2月,南北议和成,清帝退位,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2时时彩组六稳赚方法3日梁启超致书袁世凯,提出“理财、治政、组党”等多项建议。

10月,梁启超结束十四年的流亡生活,从日本回国。

12月,梁启超在天津创办《庸言报》,发表许多关于“行政、理财、司法”方面的文章。他寄希望于新的政府,发表意见不遗余力。

1913年2月,梁启超加入黎元洪、张謇的共和党。

5月,共和党与章炳麟的统一党、汤化龙的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,黎元洪为理事长,梁启超、张謇为理事,梁启超是几党的精神领袖。

梁启超认为:民国后所面对的是两大势力:“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”和“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”,“暴烈派以破坏为事,苟可以达其目的,即牺牲全国而不恤。然其进锐,则其退速,今已一落千丈矣……暴烈派之失败,虽以兵力为之,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,其功亦诚不小。今后进步党之所虑,惟在官僚派耳”。

梁启超推动创建进步党,同时公开倡议“军人不党”。

7月,梁启超撰文《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》反对国民党的二次革命。梁启超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。

1914年,袁世凯在压迫国会举为正式大总统和下令解散国民党后。1月下令解散国会,称帝野心日露。

2月,梁启超反对帝制辞去司法总长一职。袁世凯任命他为币制局总裁。

12月,梁启超再辞职避居天津。

1915年,上半年,在全国一片反对帝制和日本的“二十一条”声浪中,梁启超以为袁世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,对其仍存幻想。

8月,梁启超知袁世凯不可救药,濒濒与蔡锷在天津密商分工行动:1、梁启超发布檄文诏告全国,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;2、蔡锷秘密联络云、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,作军事讨袁之准备;……。梁启超从欧美和西方历史中悟出,称帝者必亡。识到国家和民主的关系,他说:“民主制度,天下之公理。”、“国家之主人为谁?即一国之民是也。”

15日,梁启超写出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一文,袁世凯知道后,以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为名送来二十万元银票,请梁不要发表这篇文章,梁启超断然退回银票,公开发表此文。

袁世凯恫吓他:你曾流亡海外十几年,苦还没吃够!何必再自寻苦吃?

梁启超回答说:我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很充足了,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。

12月,梁启超离开天津南下到上海。

1916年3月,梁启超离上海到广西,在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任总参谋。

5月,广东独立,梁启超任两广都司令部都参谋。6日,西南各省在肇庆成立联合军务院,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。军务院初期发布的各种文电、布告等,大都出自梁启超之手。中旬梁启超离粤到南京与冯国璋商讨迫袁世凯退位事。

6月,袁世凯死,梁启超致电南方呼吁尽早撤消军务院。

1917年1月,梁启超到北京,支持对德宣战。

6月,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率“辫子军”进北京,拥宣统帝“御极听政”,康有为做了弼德院副院长。

段祺瑞在马厂誓师,率部打垮“辫子军”。

宣统帝逃到英国公使馆、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、康有为逃到美国公使馆。

康有为最恨的是他的头号弟子梁启超的“背叛”,段祺瑞马厂誓师的军师正是梁启超。梁启超在反复辟通电中指责“此次首造逆谋之人,非贪黩无厌之武夫,即大言不惭之书生”,直接攻击了康有为。

康有为对梁启超恨之入骨,写诗骂梁启超:“鸱枭食母獍食父,刑天舞戚虎守关。逢蒙弯弓专射羿,坐看日落泪潸潸。”他当着梁启超的学生面骂“梁贼启超”,并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名来称呼梁启超。

当时周善培劝梁启超说:“事情有该自己做的,有该听别人做的。讨袁,革命党该做,我们也应当做;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,不必我们去做。”梁启超却不以为然,极力推动段祺瑞讨伐张勋,亲写“讨张檄文”昭告天下。

驱张后,梁启超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。因反对北洋军对四川用兵,与段祺瑞发生冲突,11月辞去所有职务,退居天津。

1918年底,梁启超与张君劢、蒋百里(名义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)赴欧考察,历时一年多。

梁启超在《欧游心影录》里写自己思想的变化:“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,各走了一条错路。甲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,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,渐行改革。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。结局不过被人利用,何尝见什么改革来!乙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,拿甚么来打呢?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,说道:‘你不行,等我来。’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。说是打军阀,打军阀的人还不是个军阀吗?说是排官僚,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?一个强盗不惟没有去掉,倒反替他添许多羽翼,同时又在别方面添出许多强盗来。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,不是多谢这两派人直接间接或推或搀来造成吗?两派本心都是爱国。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?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,都是受了旧社会的锢疾,像杜工部所说的:‘二三豪杰为时出,整顿乾坤济时了。’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,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,不是靠几个豪杰。从前的立宪党,是立他自己的宪,干国民甚么事;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,又干国民甚么事。好比开一瓶啤酒,白泡子在面上乱喷,热烘烘的,气候一过,连泡子也没有了,依然是满瓶冰冷。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,根本背驰。二十年来种种失败,都是为此。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,便着实忏悔一番,甲派抛弃那种利用军人、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,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、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,各人拿自己所信,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,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。质而言之,从国民全体下工夫,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,才是真爱国,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。”

他清楚认识到无论是戊戌变法,还是辛亥革命,都是“英雄革命”,是延演着“以暴易暴”的怪圈,乃致军阀混战,民不聊生。而这种“以暴易暴”的根本原因是“民智未开”,国民民主意识素质太低。

梁启超在《欧游心影录》里说,先后访问了英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瑞士、意大利和德国;参观了工厂、学校、银行、教堂、议会、商会、各种社团和“一战”据点等等场所以及一些家庭;旁听了“巴黎和会”,目睹了西方列强的勾心斗角,你争我斗,心中无限感慨。

他在给弟弟梁仲策的信中说:“数月以来,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,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,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,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,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,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,饫以雄伟娇变之天然风景,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,而志不懈于向上,弟试思之,其感受刺激,宜何知者。吾自觉吾之意境,日在酝酿发酵中,我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。”

断言自己的心灵必将变化。